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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记

☆王应怀

人活着，就得做点什么。

人生过半，站在半百的关口回望 —— 三十多年前，那是 1991 年，我处女作发表的时候 —— 我没想到写作会跟着我走这么久。中间有许多次，工作的缘故、生活的缘故、心绪的缘故，都想放下了。可这缘像是没断，放下了，自然而然，又捡了起来。

我是威信扎西人。老家原先叫新城公社，后来合并，成了扎西镇。一个生于斯、长于斯的人。

小时候，一开门，就能看见对面大岩山半山腰的碉堡。听大家公讲 —— 大家公，就是外公的哥哥。威信这地方，把外公叫家公，把姑姑叫爸，大爸二爸，把舅叫妈，大妈二妈 —— 他说，民国二十四年大年初一，打开房门，下着雪，院子里的雪地上睡满了红军，不扰民。我外公家就住在两合岩，一个我叫幺爸的姑姑，也嫁在那里。如今，他们都早已做古。

小学三年级，"六一" 儿童节，老师领着我们去看纪念堂、扎西会议会址、江西会馆、人民英雄纪念碑。那时候上学是在村里的庙子里，人小，看了也就看了，唯一的印象是：红军真不容易。还有个叫秦贵发的同学，那天走路把脚走跛了，好长一段路，是靠在我的肩头扶着走回来的。自那以后，我觉得他也没那么凶了。初中时，我们班的宿舍就在盘家碉楼里。关于扎西，小时候听过很多传说，出处都不具体，偶尔长辈提起，却不敢追问。

直到 1987 年 10 月，我当兵入伍，离开了那片土地。

在外头三十多年。退役以后，创业，失败；投资，失败；打工，年纪大了被人嫌弃…… 家，没了。父亲走了，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。我还得干点什么。小时离家出走，无颜再见故土；故乡，回不去了；他乡，也还没有完全融入。回不去的故乡，融不进的他乡 —— 回忆，总还是可以的吧。

回望那片故土，留下太多回响：冷的风雪，热的阳光，血与火。红军在扎西完成了权力的移交，回师东进，就打了娄山关那个大胜仗。于是，这里成了红军长征胜利的起点。

《红色扎西》写完，笔放下的时候，窗外正滴着淅淅沥沥的秋雨。今年天气格外反常，厄尔尼诺闹得凶，台风肆虐，连尼泊尔的冰峰都崩塌了 —— 我的一个学生，就在那场灾难中失了联。

2020 年，因为一次偶然的机缘，我回到威信。那段日子，我反复走在江西会馆、扎西会议会址、人民英雄纪念碑之间，仔细体会早晚不同时辰、白天夜晚不同光线里的感觉，当时写过一篇《路过扎西》。

我这才忽然意识到：虽然离开了这么多年，虽然 "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"，虽然当年的红军一个也见不到了 —— 可红军留下的这团火，在这山里头，在人们心里头，也在我自己的心头，一直没灭。

不论是为红军，还是为家乡，都该有这本书。为了把这个故事讲好，我无数次往返云南省图书馆，翻史志资料，光是资料摘录，就记了五六十万字。

徐策站着死在长官司突围的路上；余泽鸿临终那句 "我太把个人估计高了"；刘干臣病中躺在老乡家里，说 "单子开好了，不知哪天才能得到吃"；陈华久在关子洞打完最后一颗子弹；大硝洞里七个战士吃熟毛衣、观音土撑到第七天；还有周义芝，怀着身孕被拖到顺河场，走不动，就地枪杀 —— 这些不是我编的，是县志里、口述里、老一辈人嘴里一代代传下来的。书末那篇《史料附记》，就是想把每一件事的来路交代清楚：哪些是公开信史，哪些是口述两说并存，哪些地方用了 "大事不虚、小事不拘" 的文学笔法。写革命历史，不敢有半点含糊。

写的过程中，有过好几次，泪水模糊了双眼。不是因为煽情，是因为算过一笔账：全县前后 3927 人参加革命，后来看到天亮的，是少数。2974 这个数字，不是一个抽象的统计，是 2974 个有名有姓、或连名都没留下的人。他们当中，有十五六岁的娃，有当了爹的汉子，有怀着身孕的女同志。他们不知道自己打的这一仗叫什么、会不会赢，只知道跟着走，就有活路。这本书，就算是替他们，把这话说给后人听一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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